20世纪早期和中期
20世纪早期的女作曲家，指出生于1900～1930年间，生活在战争年代的音乐工作者。她们的音乐作品主要以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以及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人民的美好生活为创作题材。20世纪中叶，中国培养出了第一批女作曲家，她们大多从艺术院校作曲系毕业，并有更多接触海外音乐的机会，作品题材更加丰富，音乐也充满时代气息。这一时期，很多女作曲家的创作涉及到了儿童音乐领域，对于儿童温柔的关怀和揣摩，使作品富于特色，影响了几代人的成长。
这一时期的部分女作曲家
周淑安：中国现代第一位女作曲家。1894年出生于基督教传教士家庭，作为清华学校第一批官费女留学生赴美，取得哈佛大学艺术学士学位，后在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等校任教。她是中国最早学习与研究欧洲传统声乐艺术的音乐教育家之一。她在上海组织的女子歌咏团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她创作了《同胞们》《不买日货》等表达爱国热情的歌曲。
寄明：曾在延安鲁迅文学艺术学院音乐系担任教员。解放后一直从事电影音乐的创作，为《李时珍》《鲁班的故事》等二十多部影片作曲。她是著名的少儿歌曲创作者，创作的电影《英雄小八路》主题歌《少年先锋队队歌》《我们是新世纪的主人》《少年少年，祖国的春天》等歌曲，几十年来一直为千百万少年儿童所传唱。
肖淑娴：中国现代专业音乐教育开拓者萧友梅先生的侄女，毕业于北京国立女子大学音乐系、比利时布鲁塞尔皇家音乐学院，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教授，曾应邀赴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讲学。1941年创作的管弦乐组曲《怀念祖国》，成为最早在欧洲乐坛上演出的中国作曲家的管弦乐作品之一。1990年，中央音乐学院举办肖淑娴教授作品音乐会。
瞿希贤：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英文系、上海音乐专科学校作曲系，曾任北平艺术专科学校讲师、中央乐团作曲等职。她的作品1981年应邀在意大利举行的妇女音乐联欢节上展出，主要作品有歌曲《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全世界人民一条心》《飞来的花瓣》《乌苏里船歌》等，为《青春之歌》《红旗谱》《骆驼祥子》等电影音乐作曲。
黄准：1943年毕业于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后任鲁艺文工团演员。曾任上海电影制片厂专业作曲等职，为《红色娘子军》《舞台姐妹》《北斗》《牧马人》等电影音乐作曲，创作儿童歌曲《在老师身边》等。2010年，85岁的她还接受了为建党90周年献礼电视剧《满江红》执笔谱曲的任务。
辛沪光：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女作曲家，也是我国享有国际声誉的作曲家之一。22岁的辛沪光创作了交响诗《嘎达梅林》，被国外评论界誉为可与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相媲美的创作，已列为中国优秀交响乐作品。其他作品有《祖国啊，母亲》《草原组曲》《剪羊毛》《欢乐的那达慕》等。她的儿子三宝也是中国著名音乐人。
谷建芬：1935出生于日本大阪，她的创作对于中国大众音乐起到了承前启后的开拓作用，主要作品有《年轻的朋友来相会》《那就是我》《绿叶对根的情意》《思念》《烛光里的妈妈》《今天是你的生日——中国》《歌声与微笑》《二十年后再相会》等，可以说影响了两代人。她为中国流行乐坛培养了苏红、毛阿敏、那英、解晓东、孙楠等一批优秀的歌手。
王强：1955年考入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后留校任教，1991年移居香港，现任华人女作曲家协会主席，香港演艺学院客座教授。大学期间与同学合作大合唱《幸福河》，获得维也纳青年节作曲比赛金奖，主要作品有小提琴协奏曲《零号》，音乐创作包括严肃音乐、影视剧、舞剧等。入选世界女作曲家大辞典和格罗夫女作曲家大辞典。
《中国女性》对话王强
从古到今的作曲家似乎都是为他的作品编号的，为什么您把自己创作的小提琴协奏曲取名“零号”？
我是带着在上海音乐学院的光环到香港的，我学生时代与几位同学创作的大合唱《幸褔河》，毕业作品大提琴协奏曲《嘎达默林》，以及管弦乐曲《喇叭与鼓》的唱片、磁带和乐谱在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台湾发行，所以在香港有了一些基础。当我第一次走进香港文化中心音乐厅时，就有人说把我的《喇叭与鼓》编成了舞蹈，也有人说唱过《幸褔河》大合唱，买过大提琴协奏曲的乐谱等等。
但这些都不能当饭吃，我要设法找钱交房租，填饱肚子。那全靠我在部队文工团工作时练就的多面手，什么活都干的个性。刚到香港，我在学校、琴行、别人家里教作曲、乐理、钢琴等，就这样不到半年的时间我的生活就稳定下来。 在香港我从零开始继续探索，这就是小提琴协奏曲“零”号的由来。
到香港后，您的音乐创作有哪些变化？
香港是一个自由而多元的社会，包容性强，在这里你是不会被埋没的。到香港几个月后就有人委托我写作品，当年，我的作品在香港沙田大会堂音乐厅首演，第二天报纸上就刊载了评论文章，从节奏到和声风格都有很详细的阐释。接着，我接受募捐筹款音乐会的邀请，先后写了两首管弦乐序曲。这些都不是政府行为，是社会、公众的公益行为。在香港，你如果有才华，就能在这个极大的空间中去寻找和探索发展的新路向，不会有人告诉你应该如何去写作，我很享受这样的氛围。
《香港经济报》季刊的一篇文章曾以“王强的音乐第二青春”来形容我，的确，现在我充满了探索的欲望和创作的激情。
请您谈谈华人女作曲家协会。
华人女作曲家们不敢奢想有油画像挂在书店里，但我们一直不断争取有机会演出自己的作品，使纸面上的音符跳上舞台，让更多人聆听和了解女性复杂的内心世界。华人女作曲家协会希望可以凝聚全球华人女作曲家的力量。
华人女作曲家协会成立不到十年，平均每年都会举办一场音乐会，2009年一年就有三场音乐会先后在台湾和内地举行，2010年10月，我们荣幸地在上海世博会文化中心音乐俱乐部举行了两场音乐会。今年在第28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上，我们又呈献了一场来自侨居世界不同国家、地区的12位女性作曲家的管弦乐作品。她们性格各异，技法、风格也不尽相同，这是一幅斑斓耀眼的女作曲家的群体画像。
中期：
相比之下，50年代以后出生的中年女作曲家获得了更高的艺术成就，开始走向世界。她们的音乐不再只是运用民族风格的曲调，而是深入挖掘了古老中国的艺术精神。
陈怡是中国第一位本国培养的女作曲硕士，后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得作曲博士学位。1996年，她在美国同时获得了古根汉纪念基金会作曲研究奖金和美国国家文学艺术院利伯森音乐大奖，2002年，又获得全球金额最高的作曲奖——艾夫斯作曲大奖。澳门籍华裔女作曲家林品晶获得罗马奖。
这一时期的部分女作曲家：
雷蕾：1952年出生于音乐世家，父亲雷振邦是我国著名的电影作曲家，1968年到东北农村插队落户，1977年考入沈阳音乐学院作曲系，现任北京电视艺术中心二级作曲。1984年，雷蕾代父为北京电视艺术中心的电视剧《四世同堂》谱曲，竟一炮打响。此后，她为《便衣警察》《渴望》《编辑部的故事》等百余部电视连续剧创作主题音乐及担任全剧作曲工作。
张卓娅：1952年出生于音乐世家，总政歌舞团一级作曲。她和丈夫著名作曲家王祖皆的主要创作有《芳草心》《两地书·母子情》《南方有这样一片森林》《党的女儿》《野火春风斗古城》等，他们还合作完成了《唐明皇》《苍天在上》《省委书记》等影视作品的主题歌及音乐。
罗京京：1953生于北京，获美国哥沦比亚大学学士、新英格兰音乐学院硕士、纽约周长岛史东尼大学博士学位。现为自由音乐人，教授作曲与钢琴，同时在美国各地举行画展。获得在美国有巨大声望的库次威茨基协会的委约大奖，作品《野火与野草》最近在斯坛佛大学成功首演，被认为是中国与西方音乐成功融合的作品。
林品晶：1954年生于澳门，现定居于巴黎和纽约。香港中文大学钢琴演奏学士，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作曲博士，曾任教于西雅图康尼斯艺术学院，被聘请为耶鲁大学音乐学院及品宁学院客座教授。曾获罗马大奖、上海国际作曲家赛最高奖，及两届美国NEA奖项。
刘索拉：1955年生于北京，1983年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留校任教，1988年后旅居英国，目前定居纽约。在纽约成立了自己的音乐制作公司，致力于使中国传统音乐以一种新形象进入世界音乐界。主要音乐作品有《蓝调在东方》《中国拼贴》《缠》《六月雪》等。《蓝调在东方》曾在美国新世界音乐榜排名前十名停留数周，深获爵士乐专家的好评。
张丽达：幼年时随父母上山下乡到内蒙呼伦贝尔大草原，1977年考入中央音乐学院，现为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教授、作曲专业研究生导师。主要作品有《抬花轿》《问渡》《线与激情》《喜马拉雅交响曲》《木兰辞》《中国凤凰》等。
李一丁：只有你的心灵在与自己对话
李一丁：中央电视台国家一级作曲，国际女音乐家联合会顾问，世界华人女作曲家协会副主席。作品《失火的天堂》获国际女音乐家联合会新作品奖， 室内乐《古格王国废墟》在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举办的第9届国际女作曲家音乐节上获得音乐节作品奖。曾获希维泰拉王妃基金奖，应邀在意大利15世纪的古城堡中从事音乐创作。为《三国演义》《大雪无痕》等14部电影和80多部电视剧作曲。
《中国女性》对话李一丁
您在影视音乐和严肃音乐领域都硕果累累，请您谈谈在这两方面的创作。
我1982年毕业于沈阳音乐学院作曲系，是恢复高考的第一届大学生，毕业后到中央电视台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工作。我创作的影视音乐获得观众喜爱的电视剧歌曲奖。
但是，接连不断地写电视剧音乐，上一个剧的音乐用在下一个剧似乎也同样悦耳，我的乐思枯竭了。直到1997年，我开始尝试创作音乐会音乐。1999年，我的第一部作品钢琴组曲《巴基斯坦素描》入选伦敦第11届国际女音乐家大会。这让我有信心把自己的忧虑、欢乐和旅途上的所见所闻用纯音乐表现出来。我突然觉得视野开阔了，在这里，没有剧本、表演、台词等的限制，音乐是第一的、也是唯一的元素，只有你的心灵在与自己对话。
您创作了《西藏风情》《扎西岛狂想》《可可西里的精灵》等西藏题材的作品，可以谈谈您的西藏情结吗？
1999年，我为创作电视剧《文成公主》的音乐去西藏采风，在纳木错湖边，看清澈的湖水不时地拍打着岸边，远处是白皑皑的雪山，远离了尘世的喧嚣，心灵被过滤得纯净安宁。艰难恶劣的生存环境，却造就了独树一帜的藏族音乐，这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艺术家们来到这里，总会怀着惊喜，带着收获离开。
您的生活道路坎坷，您的音乐令我们感动，请您谈谈生活道路对音乐创作的影响。
2009年，我的女儿去世了，女儿是一个弱智的孩子，照顾她二十多年早已磨练了我的耐性。一周之后，我丈夫又中风住院抢救，连续的打击使我身心疲惫。半年后，我去往意大利，是安静优美的亚平宁山区和15世纪的古堡，使我的身体得到了休养，心灵得到了抚慰。
我也喜欢旅行，走过的路，都化作了音符，随着一次次的出游，我的作品也一点点积累起来，它们是我生命的轨迹。
您参与和见证了新中国音乐创作的许多个“第一次”，您能简单介绍一下吗？
1998年，我参加了国际女音乐家联合会，成为中国大陆的第一个会员；2002年，我与香港女作曲家王强、台湾女作曲家苏凡凌发起，在香港成立了世界华人女作曲家协会，也成为大陆的第一个会员；2008年，我作为大会主席，在北京举办了第13届国际女音乐家大会，这是中国第一次举办女音乐家大会；2009年，我获得希维泰拉王妃基金奖，是中国大陆第一个获得这一奖项的女作曲家；目前，我正在筹建北京女音乐家协会，这将是中国大陆第一个女性音乐家组织。2010年，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了我的8首室内乐作品，这是我音乐生涯中的第一次。
陈怡：促进不同文化背景的音乐交融
陈怡：自幼学习小提琴和钢琴，1978年考入中央音乐学院，师从吴祖强教授学习作曲，硕士毕业后赴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学习。
曾担任美国妇女爱乐交响乐团与钱蒂克利尔男声合唱团驻团作曲家，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皮博迪音乐学院全职作曲教授，美国作曲家基金会理事和世界妇女音乐协会顾问。现任美国堪萨斯城密苏里大学音乐舞蹈学院终身讲座教授，成为近年来在国际乐坛上第一位获此殊荣的华裔作曲家。入选美国国家文理科学院终身院士，被中国教育部聘请担任中央音乐学院长江学者讲座教授。作品获美国国家文学艺术院颁发的艾夫斯作曲家大奖，美国古根汉纪念基金会作曲研究奖金和美国文学艺术院利伯森作曲家大奖。
《中国女性》对话陈怡
请您谈谈当年在中央音乐学院77届的学习。
虽然三十多年过去了，我现在还深深地记得教过我的三十多位老师，他们教学时的样子仍栩栩如生、历历在目。在音乐学院经过西洋古典音乐的和声、复调、曲式、配器四大件和其他基础课、史论课的严格训练，包括中国传统音乐四大件民歌、曲艺、戏曲、民族器乐的系统学习与年度采风，为我几十年来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吴祖强老师对我的惜心培育，以及具有前瞻性的启发与指导对我创作观的形成与发展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班里的女生会不会有学习的压力？
陈怡：我们班有多位天才女生，一些人在其他领域也取得了成就。除我之外，其他三位作曲专业的女同学也都是非常有想象力的画家，她们是张丽达、鲍晋书和刘索拉，索拉还是著名的小说家。另外有著名儿童歌曲作曲家金月苓和三位专攻视唱练耳教学专业的女同学。
我当过副班长和学生会副主席，管生活和文娱活动。因为我同时还考取了小提琴演奏专业，所以还帮班里的二十多位同学演奏他们的新作品。我在音乐学院的时候学习很用功，与同学们关系融洽，从未感觉到功课的压力。可能是对音乐太热爱了，那时我们每个人都非常珍惜有那样的学习机会。
您的成就是可以和男性作曲家相媲美的，甚至超过了大部分男作曲家，您觉得在作曲方面男女之间是否存在性别差异？表达方式与题材、体裁方面是否有所不同？
我认为没有明显的区别，主要还是作曲家之间风格的差异，并不是性别的差异。不过有一点要说的是，我是女作曲家及其新作的大力支持者，从90年代在美国旧金山任职于国际妇女作曲家咨讯中心起，我就专门向交响乐团和其他音乐机构举荐女作曲家及其作品，这已经成为我的使命和义务了。
谈谈您的作品吧，你最认可自己的哪部作品？
钢琴独奏《多耶》，管弦乐《动势》《第三交响乐》，室内乐《气》《宁》《胡琴组曲》《琴箫钟鼓笙》，无伴奏合唱《中国古诗五首》《春晓》等等都是让我难忘的作品。
对未来，您会有怎样的期待？
陈怡：通过有影响力的音乐活动与教学在世界范围内推展新音乐创作，为加强不同文化背景、民族之间的沟通与相互理解作出积极的贡献。
新生代：
70、80后年轻的女作曲家如繁花盛开，她们带来了更丰富更有活力的乐坛新风尚，曲意万千，气韵风流。同时，著名女作曲家王强、李一丁等人筹建的华人女作曲家协会也日益进入公众的视野。
田蕾蕾获得2000年第十届贝桑松交响乐作曲首奖，是有史以来获贝桑松交响乐奖的唯一女性。宋歌获得了钟鼓奖国际音乐比赛的首奖，她的阿秘厘乐团也逐渐受到大众的欢迎。杜薇近年来不断受到关注，由她作曲的舞剧《金瓶梅》正在香港首演。
这一时期的部分女作曲家
刘青：生于1974年，自幼随父亲学习音乐，中国音乐学院作曲系学士、复调硕士，中央音乐学院博士，现为中国音乐学院作曲系讲师，全球华人女作曲家协会理事。主要音乐作品有《茧》《数列》《梦》《故事》《入漫》《杏花天影》《跳月歌》等，也创作了《清香米兰》《沙滩上的舞步》等多部电影音乐。
奚望：生于1978年，美国康乃尔大学音乐文学博士，是中国最年轻的女性作曲博士，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副教授，美国作曲家协会会员，国际女性音乐协会会员。2002～2007年，美国最具影响力的艺术家组织ASCAP，连续为她颁发了五个奖项。同时，她也作为活跃的指挥家及钢琴演奏家，参加了许多新作品的世界首演，并竭力推动当代新音乐的教育与发展。2009年，创作钢琴协奏曲《希望》，“为怀念汶川地震中逝去的生命而作”。
周静：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博士毕业。签约德国著名音乐出版社Schott，成为叶小刚之后签约这一出版社的第二位中国作曲家，也幸运地成为Schott出版社历史上最年轻的女性签约作曲家，首次签署的是她的为小提琴与钢琴而创作的二重奏《八乱》。有评论家认为，她的签约说明了世界音乐出版界对中国现代音乐品质的趣味倾向和西方文化界对当代中国音乐创作的取舍立场。
史付红：中央音乐学院作曲学士，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硕士、多伦多大学博士。管弦乐《对话II》被选入加拿大温哥华交响乐团Jean Coulthard Readings，弦乐四重奏Refractions被选入加拿大蒙特利尔第一届Quatuor Bozzinni 作曲大师班。曾在加拿大维多利亚和多伦多成功举办史付红个人作品音乐会，最近，作品《曼陀罗》《同心圆》《春江花月夜》在北京和加拿大多伦多首演。
王丹红：中央音乐学院作曲教师。近年来频繁地活跃在音乐创作的舞台上，主要作品有为“岭南变奏”专题音乐会创作的《云山雁邈》等五首民族管弦乐队作品，为“火红中国年”专题音乐会创作的民族管弦乐队作品《炫彩江南》《布朗族弹唱情歌》等。她应国际著名箜篌演奏家吴琳的约请，创作了我国第一部原创箜篌协奏曲《鹊桥仙》，并在阿姆斯特丹首演。
田蕾蕾：灵修是对终极现实的领悟
田蕾蕾：1971年生，6岁开始学习钢琴，14岁考入中央音乐学院附中理论班。1988年就读于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获得艺术学士及硕士学位，1997年赴瑞典哥德堡音乐学院继续深造，2001年获博士学位。中国旅法作曲家，现任瑞典CoMA现代音乐艺术中心驻团作曲家，并连续多年被授予瑞典作曲家协会及作家版权保护协会奖金。
放眼世界乐坛，贝桑松如一棵骄傲的法国梧桐，汇聚了全球爱乐人的目光。2000年，这一比赛的金奖名录上终于刻上了一个中国人的名字，田蕾蕾的交响乐作品《Sâdhana灵修》获法国贝桑松国际交响乐作曲比赛首奖，并被选定为贝桑松国际指挥比赛的决赛必选曲目，她是第一位在这一比赛中获奖的女性作曲家。
田蕾蕾的作品在音乐界受到广泛关注，被评论称为“一颗真正的珍珠”，也不断在其他大赛中获奖。
1999年，她的弦乐队作品《伐子都》在著名的荷兰 Gaudeamus国际青年作曲大赛上获得第二名；2002年，室内乐《悟》获得了意大利 Citta' di Udine国际作曲比赛第一名；2004年，她的作品在由国际现代音乐协会主办的世界音乐节上，获得青年作曲家大奖，并签约与著名的荷兰新音乐团合作演出；2005年，《真实的幻象》在法国第35届布尔热国际电子音乐作曲大赛中获奖；2006 年，她获得了法国蓬皮度艺术中心和巴黎现代音乐团的委约奖。
她曾在世界四百多名候选作曲家中，以第一名的成绩入选国际著名的巴黎IRCAM电子音乐研究院为期一年的大师班。
《中国女性》对话田蕾蕾
您大部分时间在法国，请您谈谈法国当代作曲家的现状？
法国当代作曲家趋于多元化，尤其是巴黎，那是各国艺术家汇集的地方，什么样的音乐风格都有。虽然法国学院派的势力占优势，但总体来说还是向包容性和多元化发展的。
您获得贝桑松作曲大奖的作品，给我们留下了辉煌而幽深的印象，这部作品是如何构思的？
这部作品表达的是对佛教修行的理解，曲名为灵修，藏语sgrub thabs。灵修的目的是通过冥想达到对终极现实的领悟。作品受佛教思想和藏族民间音乐的启发，但试图以个人化及抽象化的方式表达。作品是以循环轮回为结构的，或者也可以说是“波”形结构，从曲式一直到乐句、节拍、力度、音色都有循环因素。
请您谈谈最近的作品，接下来将会有怎样的创作？
最近刚刚在瑞典首演了两部新作品，一部为管乐队而作，一部是竖笛和小提琴二重奏。目前正在赶写由葡萄牙Musica Viva 音乐节委约创作的室内乐作品，还为瑞典斯德哥尔摩音乐节Sound of Stockholm festival创作的四重奏作品。之后是一个合唱作品及和法国塑造艺术家Cécile Le Talec 合作的乐器与录像作品。另外计划创作一部打击乐协奏曲。
朱琳：寻找个性化的音乐语言和表达方式
朱琳：作曲技术理论博士，出生于音乐世家，先后就读于西安音乐学院附中、中国音乐学院附中、中国音乐学院和上海音乐学院。现为中国音乐学院作曲系讲师。主要作品有《夜歌》《海留图》《无词歌》等等，曾获文华奖优秀音乐作品等奖项。
《中国女性》对话朱琳
请您谈谈从小学习音乐的过程。
我的父亲是大学音乐教授，从事音乐教学和创作工作。我小时候因为不愿意去幼儿园，就成了父亲的小尾巴，常看父亲在录音棚、排练厅和剧场工作，每当听到自己喜欢的音乐就会很兴奋，希望自己能够参与其中，我学习音乐的道路竟是这样开始。
家里有一架脚踏风琴，是我接触的第一件乐器，除了无奈地弹奏练习曲，在风琴上寻找协和音程外，为自己喜欢的歌曲配和声是我最享受的事情，有时我还被父亲带入课堂，很多音乐基础知识也都是在那个阶段学到的。
有一次我即兴写作了一段旋律被父亲看见，他说“这个小曲还是个同头变尾的平行乐段呢”， 受到父亲的鼓励，我开始有意识地进一步尝试创作，我写作歌曲，更偏爱富有诗意的歌词和单旋律。我上小学期间完成的主要是歌曲方面的自由创作，有时候父亲会稍加修改。
到了上初中的年纪，我进入西安音乐学院附中进行专业学习，在学习的过程中，我常有理性和感性冲突的情况，很苦恼，很迷失。对于一个音乐思维像野马一样奔腾的学生来讲，进行专业创作思维技术训练的初期肯定会不习惯。直到考入中国音乐学院附中读高中，才逐渐能够将自己喜欢的音乐语言用技法来表现。
您从小获得了很好的音乐滋养，也是一位深受学生爱戴的作曲教师，想问一些教学方面的问题，比如家长如何对孩子进行音乐方面的教育，学作曲大约需要怎样的先天条件等等。
朱琳：孩子从小一定要接触音乐、喜欢音乐，家长要给孩子创造独立学习和玩耍的空间，填鸭式的疲劳学习是不会培养出创造型人才的。如果想学习作曲，孩子首先要喜欢音乐，对音乐很敏感，并且一定要学习键盘、弦乐、管乐等乐器，这样孩子才能对音乐本体有感性的认知。作为家长，如果发现孩子有创作的天赋，越早引导越好，对音乐文献在听觉和演奏方面的积累，会为学生以后的学习道路奠定基础。现在全国各大音乐学院附中都从初中阶段招收作曲学生，这是专业学习作曲的开始吧。
谈谈您的作品吧，最满意的是哪个曲子？
朱琳：是《海流图》，海流图是内蒙古一个美丽的小镇，蒙语意思是“青灰色的草浪”，作品用呼麦与弦乐队的形式表现这片草原的灵俊、广袤和力量。我对少数民族音乐中的激情、律动、超然、幽默非常感兴趣，我试图在自己的音乐中赋予这些特征。
您今后可能往哪个方向发展？有哪些计划？
朱琳：寻找个性化的音乐语言，并试图找到表达这种语言的技法，当然或许能够发现独特技法本身就具有了个性化语言的一种表达方式。
目前正在申请、建立当代实验性音乐的实践项目，这样可以摆脱其他因素的束缚，可以让创作想法更加自我。
田艺苗：一个音乐人的无穷多样性
田艺苗：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副教授，作曲技术理论博士，音乐作家，华人女作曲家协会常务理事。曾获“人音社杯”高校音乐书评最高奖、音乐作品混声合唱《听风·载芟》曾获文华奖优秀音乐作品奖，曾受邀在香港华人作曲家音乐节、2008世界女音乐家大会、上海之春、上海当代音乐周、2010上海世博会等大型音乐活动演出音乐作品。担任CCTV音乐台《影视留声机》栏目的策划及撰稿，音乐文论散见《人民音乐》《音乐爱好者》《书城》等报刊，曾入选“文汇新人榜”，2010获《女友》最具原创影响力能量女性奖。出版著作《流影留声》《时间与静默的歌》和《温柔的战曲》等等。
《中国女性》对话田艺苗
您认为作曲和文字写作会有冲突吗？
有时候会觉得有冲突，因为音乐思维和文字叙述好像是两条路。事实上，音乐是不需要也无法用文字表达的，你必须要以恰当的通感、比喻、象征性的寓言来给人们传递音乐的感觉，而不能描述。平时我做的事情比较杂，比如写专栏、写书、作曲、在学校讲课、做演出、开讲座等等，一边做音乐传播者，一边做靠谱的文艺女青年，一边试图成为公共知识分子，一边天天阅读做学者，一边坚持艺术地个性化地作曲，有时候觉得很分裂，觉得自己不够专心，没有把想做的事情做好。当然我一直在思考一直在成长，努力找到自己的平衡点。我觉得从本质上说，作曲和写作是没有冲突的，它们都在表达我个人的看法和情感，如今它们都越来越清晰了。
那么在作曲和写作中，您追求的是一种怎样的风格？
我的主要作品有钢琴曲《恰空·宴乐》《旅行集》（包含“日落桥”“风里儿童”和“黎明船歌”），为长笛、洞箫、古筝、打击乐而作的《清欢》，以诗经谱曲的《听风·载芟》和管弦乐曲《化石》等等，从标题、立意、编制就可以看出，这些音乐寻找一种现代、诗意、敏锐、东西碰撞的音乐风格，试图在个性化的语风中折射出时代特征。我的文章也有这样的追求。我很迷恋那些融合了东西文化的写作、城市和人，一有空就喜欢去上海、香港、澳门、越南、印度和伊斯坦布尔。
您觉得女性作曲家与男性相比有哪些不同的特质？
我觉得相比男性，女性会比较专心、耐心，可以将作曲这件比较繁琐的事情做好。比如近年来，田蕾蕾获得欧洲的贝桑松大奖，韩国的女作曲家获得举世瞩目的古典音乐格兰梅尔大奖等等，越来越多的女性已经成为著名的作曲家，这说明在作曲方面女性完全是可以和男性比肩的。但出类拔萃的女作曲家却是少数，或许是很多女人不愿意当作曲家吧，这毕竟是一件比较辛苦的工作，并且需要有跟演奏者协调沟通的才能。更多的女人希望嫁个作曲家，而不愿自己成为作曲家。
您觉得女音乐家在当代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目前音乐学院里，女生的比例远远高于男生，也许在每个年代都是这样。女性天生在歌唱、乐感方面比男生敏锐。但是能够成为代表人物的，无论是钢琴家、小提琴家、指挥家、作曲家几乎都是男性。因为除了天分，还需要各方面的综合才能，比如意志和不懈的激情。男性无疑精力更旺盛，女性在成家之后大多主要是以家庭为主了。
但是从整个社会来看，主要是女性在承担普及音乐教育的工作，她们是很优秀的钢琴教师、音乐启蒙老师，她们为社会整体艺术修养的提高发挥了难以估量的作用。
您怎么看待目前的音乐教育？
目前的音乐教育最大的问题是功利，学琴是为了考级，为了加分，孩子们很累，也没有真正学到音乐的妙处。其实音乐是一种娱乐，从根本上说它是无用的，它是一种潜移默化的修养，因此我们的音乐教育和音乐学习，都不能浮躁，需要长期有序地坚持，不能操之过急。
宋歌：回到原初之地的时光隧道
宋歌： 11岁开始作曲，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硕士，2006年创建阿秘厘工作室，2008年创建阿秘厘乐团，致力于阿秘厘音乐现场系列计划。
她的创作以大型作品著称，如音乐现场《阿秘厘人》《圆圈现场》，大型编制交响乐《夜歌》《了歌》，为36个声部及60个声部而作的合唱《如果我推开那座没有被阳光污染还没有被建成的城市之门》I/II等。
作品曾获意大利圣马力诺第一届国际交响乐比赛第一名，中国上海首届国际交响乐比赛第一名。
《中国女性》对话宋歌
谈谈您的阿秘厘乐团？
AMRTA，阿秘厘，意为“甘露”“光”“不灭”，乐团以中国乐器为主体，结合西方乐器和特制乐器，采用且奏且歌的音乐形式，以不同主题和独特现场组合创造阿秘厘的独立音乐风格，与当代在艺术领域有建树和独具特色的演奏家合作，展开音乐现场系列计划。
您是怎样想到以音乐现场的形式来呈现作品的？
我对“原初”感兴趣，生命的起点，人的本性在那儿。一切的创新独特从那儿开始，而不是我们途中的所见所闻。现场的创造力能够表达这些感悟，现场即途径，如回到原初之地的时光隧道，穿越声音，进入灵性。
我尽可能削弱创作的痕迹，让现场演绎和音乐精神成为阿秘厘的主要视角。我主张“且奏且歌”，乐者即歌者，歌者即鼓者，所有演奏家都参与到击鼓和歌唱中，这会唤起心灵的本能，它更贴近本性。
我的作品通常是整场性的完整套曲，这对于创作和演绎都是一个大型的结构，它需要具备整体气场的贯通。因此，排练会跨越一个季度，整个过程，表演者敞开身心，寻找精神的方向。而我像一名矿工沉浸井下，感受他们的声音，探掘和开掘声音中的宝藏和能量。我们会一起讨论，我和我的音乐家们拥有难得的信任和默锲，这让我们彼此获得充分的自由进行创造，我觉得排练带来的体悟和价值有时远胜于演出。
请谈谈您的钟鼓奖获奖作品吧。
我研究生毕业时在做老师和独立创作人之间选择了后者，我对独立思想和原创思维着迷。我2007年创作了三管编制的交响乐《了歌》，它与我之前创作的交响曲《夜歌》，大型合唱和室内乐等作品构成另一个系列。
虽然两部交响乐当年都获得了国际作曲比赛首奖并上演，合唱作品也由德国斯图加特广播合唱团上演于2006ISCM世界新音乐节闭幕式，但我始终看重的是作品的真正原创精神，它是否拥有足够的能量被时间留下，这是我思考的范畴，我坚持音乐是壳，精神是核。
在成为女作曲家的道路上，哪些人对您产生了重要影响？
学生时代，导师的思想对我影响很深，他很著名的一句话“学是为了不学”，他砍掉了不属于我的根和枝叶，清空了与我无关的果实, 让我成为自己的种子。
这对我来说是个非凡的挑战，因为我们在路上已很久，我们几乎忘记了“本来”。而这种探求根本的教育方式让很多丧失勇气与无能生长的人觉得危险。我庆幸能在较早的时间经历这个重要的思考，随之而来的不是如何创作音乐，而是通透的生命之路引领我抵达原初之地，那样的流淌和生长才是真实有效的。
后记：
决定做女作曲家的选题，最早和上海音乐学院的田艺苗联系，她说因为这个群体很少受到关注，她一定会帮忙联系其他作曲家，也因此，即便发高烧她也没有停止忙碌。当文字接近尾声的时候，华人女作曲家协会的解媚与我们联系，她希望可以为选题做些什么，因为“那些女音乐家是那样优秀而寂寞的一群人……”而在采写的过程中，我们所能找到的资料的确简短而模糊。一代一代的女性作曲家穿越寂寥的时空隧道，悠然前行。这样，我们确定了“孤独吟唱”的标题。
那么这些天才女作曲家的成长究竟有着怎样的时空？
我看到过有人对陈怡的评价，说她早期的作品像男人一样。这是在赞扬女作曲家的作品大气，有撼人的力量，超出了以往女性的认识与见地？我不知道女作曲家是否有意塑造这样的风格，以对抗男性中心的历史情境？抑或是一种呼号呐喊，以剧烈的方式要求被同等关注？当然，也有女作曲家个性的因素，兼容了两性优势，坚韧而果敢。但以男性风格作为标准的参照会是女性的出路，还是早已潜入了另一种不平等？
20世纪70年代以后，女性意识越来越自觉、多面地进入了女艺术家的作品中，她们观察日常经验敏感和独特，处理女性私密空间先锋而大胆，就像女诗人翟永明说的“以强悍的姿态调侃和挑战男性艺术领域”。
在日常生活中，男性与女性基本上处于各自的活动领域，在合作中互补短长——男性在知识的获取过程中把握世界，而女性在情感的经验中成长。这也赋予女性意识温情柔软的质地，这种善感伴随着成长的伤痛，在一次次蜕变中学会爱与宽容，在穿过了人生最黑暗的河流之后，依然保存着灿烂的微笑，拥抱世界、感激生命。
女性作曲家有某些相同的东西，比如勤奋和爱，同时，她们也有着不同的身世、个性和表达。我们不知道，1894年出生的周淑安所在的中国城市和美国哈佛大学之间的路有多远？而年轻的田蕾蕾获得贝桑松国际比赛首奖的背后有多少理性的思考……音乐的力量有多大？音乐里有多少我们的未知？而创作音乐的人生和我们又有着怎样的不同……所以，提问后的回答，有时并不意味着结束，而是一个新的开始。
精彩的音乐，不能容忍文字的冗长，而我知道，无论怎样的文字都写不出音乐的味道，所以我们需要音乐，需要在喧嚣的世界里能为我们带来宁静的音乐家。
让我们一起倾听——女性作曲家的美丽吟唱。
摘自《人民音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