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叶小钢（全国政协常委，中国音协主席，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

1999年我国实行高校扩招政策，中国高等教育办学规模迅猛发展，2015年，全国高校在校生4018.1万人，居世界第一。这带来的正面影响是中国高等教育实现大众化，建立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拉动内需、刺激消费、促进国民经济增长；在部分层面培养了一批社会需要的专门性人才，等等。同时，也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非协调性的扩招办学，造成一定程度的盲目性，部分高校负债率高、大学生结构性就业困难、办学质量下滑、创新型精英人才乏出；不配套的教育改革，造成教育行政化、学术腐败问题出现，等等。

非协调性扩招突出表现为招生数量攀升，但缺乏整体统筹、分类指导。我国普通高校分为研究型大学、教学研究型大学、教学型本科院校、高等专科学校和高等职业学校。不同类型的高校有不尽相同的教育目标与社会责任，但目前教育部几乎所有文件都是面对所有高校（不注重高校类型差异），因此高校发展目标趋同，大都追求上规模、上层次，同质化问题严重，多学科或综合性院校越来越多，专科性或专门性院校越来越少。

这种“一拥而上”办学的另一结果是“热门”专业叠置，高校培养了大量市场需求饱和性“人才”，一些专业的大学生毕业即失业，“就业难”成为越陷越深重的社会问题。与此形成悖论的是，当前许多专业领域，一边是人才过剩，一边是人才匮乏。据美国麦肯锡公司统计，目前，中国高校毕业生只有不到10%的人能够满足跨国公司的人才要求（因为缺少实际应用技巧、糟糕的英语水平）；未来十年，中国需要7.5万国际经验管理人员，但目前只有5000人。每年60万新工程师诞生，比美国多出9倍，但仅有1.6万人拥有外国公司工作的实际能力与语言能力。不仅在国际性管理人才方面，在生物科学、信息技术等方面，以及各行各业的创新型人才方面，中国都十分短缺。这一问题甚至成为中国实现可持续性发展的明显短板。

再说不配套的高等教育改革。其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人事制度僵化。在高校快速扩张过程中，一批低学历、低水平、低职称的人走进教师队伍，随着未来高等教育发展，其中部分人员会因为知识结构与能力等多方面原因不再适合作为在岗教师。然而在目前我国的人事制度中，缺乏有效的教师评价与退出机制，编制已满的教学岗位无法吸纳真正需要的优秀人才，其结果就是高等教育平庸化。二是高教干部选拔任用方式老化。目前高校领导任用还是采取组织直接任命的方式，以行政为驱动，高校教职工缺乏充分的参与权、知情权、选择权和监督权，从而造成学校官本位价值强化、行政权力大于学术权力，削弱高校办学的自主性。同时这种干部任用方式也缺乏相应的干部追责机制，以至被“拍苍蝇”下马的贪腐干部，也无人追究干部任用失察之责。三是其他不合宜的管理制度。如职称评定看科研成果，科研成果不看实际论文影响力，只看发表论文刊物规格。本科教学评估重“硬标准”，而对于直接影响教学质量的办学理念、办学定位、办学过程、办学效益等软标准却缺少可靠的衡量办法。科研经费管理中只是考察形式上的合规性，不注重实际资金使用的合理性，等等。

基于以上认识，我建议：

（1）教育部应对不同性质的高校和不同专业类型的办学，进行细化、有区分地分类管理与宏观指导。如，在安排各级各类学校招生指标和财政补贴时，首先应联合统计部门对各个专业和各校毕业生不同的就业情况与社会取得的成就状况进行摸底统计调查，并以此为据，合理安排。

（2）教育部应引导教学型高校和高职学校对一些就业率不高的专业高等教育设置“创业教育”的内容。

（3）教育部应引导和促进校际化与国际化合作办学力度，努力提高高等教育质量。

在某一专业领域，国内外不同的高校通常因为教授专业水平的不同而具有不同品质的课程教学。而高质量的高等教育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生是否接受了设置合理的高水平课程教育。

具体实践路径，在机制上，可以借鉴欧洲“博洛尼亚进程”计划中学分累积和转换机制（European Credit Transfer and Accumulation System，简称ECTS学分）等欧洲高等教育合作办学的成功经验。在技术上，可以采用远程网络在线同步课堂视频学习或其他电子学习方式，同城高校可采用跨校选课走读的方式。

（4）建立高等教育大数据决策制度与信息公开制度，建立高等教育大数据统计分析研究中心。

在高等教育信息化时代，科学理性地改善中国高等教育，大数据采集与统计分析是政策决策不可或缺的手段。举例来说，如果建立高等教育大数据统计分析研究中心，只需要向公众提供近年来全国就业率最低与最高的十所高校、十大专业；毕业生收入最高的十所高校、十大专业；全国创业率最高的十所高校、十大专业就能有效地调整高校办学的盲目性。

（5）教育部应继续引导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包括，大学校长目标责任制度、高校干部失职推荐人连带责任追究制度、高校干部同岗位工作两届限定制度、高等教育教学评估制度、高校职工征信备案与管理制度、科研经费管理制度等。

举例来说，只有施行大学校长目标责任制度、高校干部失责推荐人连带责任追究制度、高校干部同岗位工作两届限定制度，才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消除“有位无为”的庸官现象以及拉帮结派的团伙主义现象。只有实行高校职工征信备案与管理制度，才能让买卖论文、抄袭剽窃他人学术成果、行贿受贿等学术与教育腐败现象逐渐减少。另外现行的高校科研经费管理办法，从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学术腐败状况的恶化，是积极的，但同时导致高校教科研人员科研热度降低和“发票作假”现象成风，这说明目前制度仍存在改进的必要。

在我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国家社会、经济、文化建设的质量和水平，直接取决于国家各领域的高端人才的质量和数量，也就是取决于我国高等教育的质量和水平。目前，我国的高等教育趋于平庸化的现实，警示我们必须迅速加快高等教育的改革进程，只有如此，才可能把我国高等教育提高到国际一流水平，我们才可能拥有一批国际一流的科技、经济、文化等各领域的高端人才，从而从实质上提高我国小康社会的建设质量和水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